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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告别跟随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

2019/9/22 23:39:35

徐旭:告别跟随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走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不仅如此,习总书记的讲话还为高校办学质量评价和质量提升指明了方向, 这就是看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按照教育部的总体部署,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要解决好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干、怎么评的问题。其中,关于怎么评的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指挥棒”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评估体系。基于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中国大地,研究梳理并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和评估机制,就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大学评估体系“跟随模式”的缺憾

 

目前,国内通行的大学评估体系,大多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构建起来的,该方法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等方面做出过积极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学评估体系是其全球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的。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逐渐构建了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旨在获得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资源,并用剪羊毛的方式获得它国发展红利;与此同时,构建了以服务美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及高校评估体系,旨在培养并在全球吸引服务美国的高端人才资源。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一道共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但忽略了全球经济和教育的包容性、差异性发展。近年来,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可持续影响日益凸显,以服务美国为中心的高校评价体系给全球教育发展造成的不平衡局限逐渐显现,对我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归纳下来主要有:

 

第一,目标异化、资源错配。美国高等教育评估,既有高校排名也有专业排名,其目的是诊断式评估,即发现问题、找到原因、提出下一步解决方案,外因是满足专业选择,内因是提升教育质量,注重以学生学习过程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评估为主的“评学”;国内则以高校评估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学排名,并依据这个排名榜单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注重“评教”,以经费投入、师资投入、仪器设备投入以及教师的科研产出评估为主,结果导致本来有限的教育资源再一次错配,真正用于人才培养的资源关注度相对不足,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人才的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得不到缓解,尤其是人才供给侧的质量问题颇受争议。

 

第二,数据污染、逆向选择。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主要有独立非营利认证机构的认证类评估,高校内部的诊断类评估,以及商业机构的排名类评估。其中商业机构运作的高校排名主要是面向家长和考生选高校、选专业时做参考,高校对此类排名并不完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此类排名只显示了高等教育输出结果的浅层次表象,并没有解释清楚排名背后的学校教育理念、发展特色、培育过程及学校与学生的匹配度等深层次问题,往往起不到激励作用,反而会伤害某些专业和高校,从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国内大学排名被过度关注,高校排名异化成抢夺生源、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依据,这往往会导致数据造假等现象时有发生,高等教育数据污染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顽疾。

 

第三,价值偏离、结构失衡。目前世界上关于大学的排名多达50余种,其中最受政府、学校和社会关注的主要有英美的QS、THES、U.S.news世界大学排名,比较分析这三个代表性排名的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可以发现它们都过于注重以论文为代表的科研学术水平和同行评议。这种“以科研学术为导向”的评估指标体系引入到国内后,尽管增加了一些本土化指标,权重也有微调,但指标权重结构不合理,如有些排名甚至没有设置文化传承等国家需求特殊属性的相关操作性指标,误导高校的价值导向功能窄化为发论文取向,逐渐偏离国家和社会赋予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尤其对本科人才培养和的忽视程度堪忧。


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

 

学术无国界、大学有国界、学者有国别,中国的人才培养必须服务于国家需要,要跳出以美国为首的经济金融体系圈子和人才培养体系圈子,摆脱西方的价值引导。因此,中国人才培养体系要立足服务国家的需要、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重构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和准则。

 

一是时空观的调适。时间和空间是一切运动着的物质存在方式。大学评估的逻辑起点,既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规律,认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与个性;又要坚持面向未来,立足于当前,而不仅仅是过去。从中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兴起、英国住宿制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再到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都抓住了时代契机,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坚持特色办学,形成了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至今仍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著名大学。“汤浅现象”也揭示出近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由欧洲到美国的周期性转移规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发展与世界科学中心形成是双向互动的。当前,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科学活动多中心的又一中心,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承担起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弯道超越、换道超越、支撑自身发展战略的功能。

 

二是价值观的扭转。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大学排行榜,QS、THES、U.S.news等都是出自传媒界,有其自身商业价值的导向。当前主要的几个国际大学排行榜,主要面向过去的数据采集,采用面向西方的指标要素。声誉指标上的调研对象选取、科研指标上的文献计量方法等方面,英语国家高校具有先天优势。英美两国在Nature、Science、Cell等学术期刊占主导地位,SCI、EI、CSCI学术主题选定、话语体系、ESI学科导向上,都由西方价值指引。部分排行榜还承载了高等教育输出、文化输出、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国家战略。英美国家大学排行版服务于其自己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方便从国际上获取符合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为牵引,以制定中国标准、给出中国范式、体现中国担当为使命,重构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评价模型。

 

三是增量观的确立。大学评估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诊断高校问题、指引发展方向、提高高等教育的贡献度。大学功能是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而不断拓展的,从大学组织起点的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到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再到社会服务的延伸,每一条价值链都要关注价值增量问题,要从“重过去、重输入、重存量”的评估,转变为“重未来、重过程、重增量”的评估。无论是排行榜指标表层的时效性问题、指标变量的契合性问题,还是深层的价值导向、发展导向问题,都需要强化增量观。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所有相关群体都有获得感、增值感和认同感,如国家和社会有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的增量,学生有综合素质的增量,各级各类高校有地位、声望的增量,以及所有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与对象对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认同感。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要强化分层分类指引,细化增量输出指标,优化指标权重结构。

 

四是发展观的指引。当前国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和高校,试图通过改变排行榜排名来破解世界一流大学地位难题。或被动纳入英美世界大学评价模型,或推出单独排行榜改变排序。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主动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科教兴国等国家战略,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实现并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发展观解决如何对标的问题,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构建中,解决的不是当前排序,而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研究面向未来的大学功能拓展趋势,在大学科研实力、社会贡献、国际声誉等主要共性通行观测点基础上,着重探索面向国家发展需求的、特色的个性指标。从单一的综合排名,扩展为学科排名、贡献度排名。同时,不断增强学术话语能力、传播力、评价体系生态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和战略定力,立足中国实践并服务国家需要,坚持特色办学。上海的高校尤其要为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增加贡献度。


构建管办评分离的“四位一体”评估机制

 

按照教育部的总体部署,2017年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并将组建专家委员会研究确定具体遴选条件和认定标准。“双一流”建设中的管、办、评多方主体,都责无旁贷且任重道远。从高等教育评估的角度看,要严格遵循“管、办、评”分离原则,构建“政府、高校、评估机构、社会”四位一体的共治机制。

 

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打好“双一流”评估的“规范牌”。目前,我国尚缺少教育评估的上位法,教育评估的相关规章制度也不完善,教育评估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加快破解制度短板,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供给,从推进教育评估的立法、完善教育评估体系、健全评估准入机制、出台教育评估的国家标准,从制度层面为高校、评估机构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

 

其次,高校要打好“双一流”推进建设的“质量牌”。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课程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内核,因此高校尤其要打好课程“质量牌”。在课程理念方面,坚持立德树人中心环节,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探索全员、全课程大思政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向上的价值观;在课程内容方面,与国家、社会及人类发展的最新需求结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最新发展结合;在教学方法方面,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转变;在课程评价体系方面,以学生学习经历和学生获得感为导向,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评价与成长增量的评价、注重社会评价、专业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在课程支撑体系方面,强调将全校和全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注重科研成果和社会实践成果进课堂,注重业界参与人才培养。

 

第三,评估机构要打好“双一流”评价的“独立牌”。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2015年提出,2016年试点,2017年即将全面启动,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进行评估,目前尚缺乏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双一流”评估指标和标准体系,评估专家库也亟待充实。评估机构作为独立非盈利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要加快建设专家库、标准库、方法库、数据库,完善独立的运作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培训专业化评估队伍,从而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权威性。

 

第四,社会要打好“双一流”筛选的“理性牌”。目前,面对鱼龙混杂、混淆视听的各种大学排名乱象,我们要破除羊群效应,理性看待各种排名,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对高校造成的伤害。排行榜上高校的排名固然对选择和评价学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些排名并没有解释清楚其背后的学校发展基础与历史渊源、生源质量与学生的价值增量、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等深层次的原因,尤其学校的发展定位、教育理念、人文传统、专业特色等与考生兴趣专长特长的匹配度等指标,需要社会公众在选择和评价时给予理性分析。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邵竞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